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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滩踩踏事件报道引发的新闻伦理讨论

时间:2021-02-20 10:26 来源:网络整理 转载:涿州资讯网
外滩踩踏事件;新闻伦理;新闻专业主义;知情权;公共利益

【本文提要】2014年岁末上海外滩发生拥挤踩踏事件,媒体的相关新闻报道引发了一场公众、媒体人、学界等多方关于新闻伦理的论争与讨论,主要通过网络和社交媒体平台展开,话题深入多个领域。本文对参与其中的各方发布的信息内容进行了梳理,总结了论争焦点、讨论话题的延伸,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相关评述和思考。

  【关键词】外滩踩踏事件;新闻伦理;新闻专业主义;知情权;公共利益 

  【作者简介】李健系上海师范大学副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博士研究生;张国良系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教授。

  【中图分类号】G210

  2014年12月31日23时35分左右,上海黄浦区外滩陈毅广场发生拥挤踩踏事件,共造成36人死亡,49人受伤。此次拥挤踩踏事件成为迎接新年时刻世界各地报纸的头条新闻,也引发了各界对事件发生的原因、城市公共安全、事故救援等问题展开热议。在事件的后续报道中,一些媒体对一位不幸罹难的复旦大学女生进行了人物特写报道,报道涉及该女生的相关个人信息以及来源于社交媒体的相关信息等。

  该报道首先引起其所在学生社团组织“复旦大学燕曦汉服协会”的不满,该协会在微博平台发表博文:“媒体无良,人心有爱。惟愿逝者安息。请所有同学们、朋友们、同袍们尊重死者,尊重家属,不要再打扰他们的平静了。我们不希望看到死者被当作新闻热点来炒作,也不希望生者和家属受到骚扰和二次伤害。请不要再传播私人信息及照片了,在此代所有亲友感谢各位!望理解!。”

  随后,复旦大学官方微博发出博文,呼吁“媒体尊重她、保护她,不要再挖掘她的隐私,不要再刊登她的照片,让逝者安宁。”微信公众号“复旦易班”发表评论《【呼吁】少点伤痛,多点尊重》引起广泛关注,微信公共号“复旦大学校友会”对该文进行转发,并重新命名为 《今夜无眠复旦学生致部分媒体的公开信》。文章批评道:“面对这么多失去的生命,媒体却独独抓住了复旦这一名学子,花了大篇幅来报道。有一些网友称,逝去的生命不分高低贵贱,那么为何独独具体报道复旦女孩这一名学生,新闻报道的工作者们,面对众多失去的宝贵生命,你们是不是已经为了新闻的噱头而分出了高低,”“把一个女孩子的微信、QQ、照片公布在网上的行为,不仅仅碾压了作为逝者的尊严和隐私权,更是将她亲人的伤疤血淋淋地揭露在了众人的面前,供大家评论,指点。”

  针对上述批评,微信公众号“微观者说”转发了一篇“广州媒体人”写的“致部分复旦学生的公开信”,题为《媒体人就外滩踩踏事件致复旦学生公开信:别太矫情了》,认为“同学们指责媒体,通篇皆为泛道德化指责,忽略操作而直奔操守,实在令人遗憾”。

  由此,一场关于新闻伦理的讨论在随后一段时间成为热点话题。普通网友、媒体人、新闻传播学者纷纷参与讨论。本文对他们的主要观点进行梳理,并简要提出我们的意见。

  论争的焦点

  1. 是追求新闻价值还是追求新闻噱头,

  《【呼吁】少点伤痛,多点尊重》针对媒体大篇幅引用不幸去世的复旦女生生前的私人信息,对媒体的报道动机和手段提出质疑,并认为本次灾难性事件中有媒体为了新闻噱头而对遇难者区别对待之嫌。针对2015年1月1日《南方周末》的报道《遇难者杜宜骏》,也有不少微博网友认为不该突出“复旦人”身份,因为生命是平等的。

  媒体人在该问题的回应中则大多认为,灾难性事故之后的新闻人物特写是国际新闻报道惯例。例如,陶舜在经济观察网发表的《“上海踩踏”舆情冲击波:喧哗与正见》认为,复旦的学子们并不了解新闻业,媒体报道抓住“有特点”的细节,是符合新闻传播的逻辑的。陶舜认为,当前所谓新闻伦理的争议大多都是泡沫争议,并无实质价值,其背后的问题无非是知识结构的老化以及对新闻业务的隔膜。

  互联网实验室创始人方兴东在《从外滩事件看社交媒体信源合理引用》一文中,明确反对部分复旦学生和网友认为不应该报道遇难者的个人故事,他认为,对遇难者的个人背景和生平进行“人情味”式报道,最主要的价值在于不让悲剧成为冰冷的数字。

  《楚天都市报》首席记者张欧亚援引石扉客的观点认为:空难事件,出发和到达机场,与空难现场一样,乃至与遇难者生前空间一样,都是敬业记者应该抵达的广义现场。当事人的眼泪,家属的痛苦,和灾难过程,灾难原因等一样,本身就是灾难的组成部分。遇难者家属的悲伤,是命运的无常,也是我们作为人类的共同悲伤,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部分,更是追问事件原因与责任最具道义力量的拷问。以最快的速度来揭示信息,尽可能地挖掘隐情,是媒体的天职,也是公众知情权的天然组成部分。采写固然要特别注意方式方法,但决无任何理由反对媒体去现场,更无任何理由反对媒体报道灾难内容。

  南京大学副教授、《焦点访谈》原主编庄永志在《灾难报道消费了遇难者吗,》一文中引用“9·11”事件一周年以及“3·11”日本大地震之后国际媒体的报道认为:论动机,批评者指斥有的记者为博眼球消费逝者,我的观点是很多记者是在履行媒体职责、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和同情权;论效果,批评者指责有的记者对死者和亲友造成二次伤害,我的回应是很多记者的报道让社会从具体生命个体而不是全称或数字指代的消逝中获得警示、主动反思。

  而南京大学王辰瑶副教授则认为,对复旦大学学生的深入报道有“显著性”,是从记者和新闻生产流程的角度出发的,而非真正从受众角度出发,很难让公众满意。

  2. 是合理素材还是侵犯隐私,

  复旦大学燕曦汉服协会的文章中多次提到不要消费死者:“把一个女孩子的微信、QQ、照片公布在网上的行为,不仅仅碾压了作为逝者的尊严和隐私权,更是将同事亲人的伤疤血淋淋地揭露在众人面前,供大家评论、指点。”并提请媒体尊重受众、将心比心、换位思考。

  然而“广州媒体人”的文章认为:“网络时代人们对个人信息极为敏感,但往往忽略很多信息是由当事人主动公开的,并不具有隐私性质。”

  陶舜则提出,“实际上隐私这个东西,在屏社交时代正逐渐被瓦解,很多传统意义上的隐私信息,如今大多都被我们自己泄露(主动发布)在了网上,不仅包括内容意义上的信息,还包括我们的人际关系结构图谱。屏社交唤起了人类内在的集体主义情绪,多数时候,人们担心的不是所谓的隐私被看到,而是我们所晒的隐私有没有人关注和点赞”。

  复旦大学赵民副教授则总结认为:当事人在社交媒体发布的内容,记者是否可以引用,要分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种是微博/推特类,只要别人愿意原则上都能看到的,对实名账户的一般内容的引用,应该不算侵犯个人隐私。但以下几种情况应视为侵权:1.匿名的或没有很多实名身份信息的账户,即使记者可以通过周边信息推导出账户主人身份的,也不应视为是主人愿意公开。2.内容涉及账户主人以外的同学、朋友、恋人、上司、同事的,就有可能侵权,包括原博主本身就侵权。3.还有就是明显与报道主题无关的内容。

  第二种是微信朋友圈之类的,各种有线下身份作为基础的社交媒体,在这里发布的内容,当事人显然预设是在他认定的范围内传播,媒体原则无权公开引用。即使已被其他人转到公共平台上(朋友圈里这种人很多),媒体也不应引用。不能因为别人侵权,媒体就可豁免责任。

  南京大学陈堂发教授从法律层面进行了分析,认为从既有的法律和主导的司法理念来说,报纸报道该学生的个人资料没有侵犯隐私权,报道所涉及的部分个人信息的部分内容,受法律保护;只要没有经过当事人同意,无论通过什么渠道获得的遇难者照片并刊登都是侵犯肖像权的。自然人自行在网络上公开的个人信息,媒体使用这些个人信息不构成侵权;“个人信息”和“隐私”是完全不同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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